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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如何影響創業?

作者:未知

   摘要:2019年3月,為了落實《政府工作報告》關于進一步“減費降稅”承諾,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等部門聯合公布了“增值稅新政”。長期以來,“減費降稅”政策如何影響,通過何種機制影響企業,尤其是創業企業,進而促進經濟發展始終是經濟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
  關鍵詞:減費降稅;創業活動;影響機制
  一、 引言
   國民經濟進入新常態后,通過減費降稅政策減輕企業負擔,成為政策制定者考慮的政策目標。2016年5月,我國實施了營改增改革,在某種程度上避免了因為重復征稅造成的企業額外負擔。
   近年來,國民經濟下行壓力進一步增大,企業生存和發展較以往面臨諸多困難,在此情況下,減費降稅已經成為稅費改革的客觀需求。2019年,財政部、國家稅務局等多部門聯合推出“減費降稅”政策措施。在降稅制度方面,增值稅改革是核心。
   二、 新一輪減稅政策的主要內容
   1. 減稅政策:(1)增值稅制度改革:對于增值稅一般納稅人,原適用于16%稅率的行業,其稅率降為13%;原適用10%稅率的行業,其稅率降低為9%;此外,生活服務業適應稅率降為6%;(2)擴大加速折舊適用范圍:對于符合條件的企業,其固定資產投資可以一次性抵扣或進行加速折舊。此項旨在政策鼓勵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行為,其最大的受益者是制造業企業。
   2. 降費政策:減輕企業社會保障負擔。隨著勞工成本低不斷上升和社會保障體系的不斷完善,綜合人力成本的上升成為造成導致企業負擔加重的主要原因之一。為此,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出臺了《降低社會保障稅率的綜合方案》對社保政策中單位承擔部分進行了調整:其中,明確了單位繳費不超過16%,小微企業社保費用負擔也有所降低。
   3. 針對初創企業的減費降稅政策:在實施上述普惠性減費降稅政策的同時。近年,國務院、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等部門出臺了一系列針對創業企業的減費降稅政策。其中包括針對小規模納稅人的減稅政策以及針對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的創業企業的政策。
   三、 制度—創業、創新活動—經濟增長分析框架
   長期以來,稅費政策究竟如何影響創業、創新活動,繼而影響經濟增長成為經濟學家關心的問題。經濟學家在分析上述問題時,通常采用微觀和宏觀兩個不同的分析框架展開研究。
   其中,在微觀層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在考慮個體異質性的前提下,稅費政策如何影響個體創業行為。從已有文獻來看,這類研究取得不少成果,但這類研究也陷入了創業“特質論”的泥潭,引發了不少爭議。更重要的是,研究者發現從微觀層面難以解釋為什么不同國家或地區在創業活動上存在很大差異,以及如何解釋創業活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
   相比微觀視角,宏觀層面的分析框架更受到研究者的青睞。近年,許多文獻借鑒了制度經濟學的思路,建立了“制度—創新、創業活動—經濟增長”的分析框架。試圖解釋以下問題:制度或政策如何影響創業活動,繼而影響經濟發展。
   按照制度經濟學對于制度概念的定義(North,1991),制度因素包括狹義的制度和廣義的制度。狹義上,對創業活動產生直接影響的制度,包括:金融制度、稅收制度、最低工資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廣義上的制度,通常還包括文化、慣例等。比如,一些地區的創業氛圍比其地區更好,對創業失敗的包容度也更高,比如硅谷和歐洲的第三意大利地區,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這些地區有著較為深厚的文化傳統。
   在當下中美貿易戰升級,國內經濟結構性矛盾較為突出的背景之下。實現“六穩”政策目標的關鍵在于找到經濟發展新的推動因素,這也凸顯了“制度——創業、創新——經濟發展”框架的重要性。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依托人口紅利,依靠城鎮化過程,推動勞動力從勞動生產率較低的部門轉移到勞動生產率較高的部門,從總體上提升了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效率,在較長的一個時期保持了經濟的高速增長。隨著中國人口紅利不斷減少,城鎮化進程步入中后期。中國經濟繼續依靠原有的增長方式越來越難以為繼,因此,更好地發揮創新(Romer,1986)這一內生增長因素,推動經濟發展顯得至關重要。
   根據已有文獻:創業活動主要通過以下兩種機制推動經濟發展。機制一,通過新崗位的創造增加就業推動經濟發展。Brich(1979,1981)發現,1969年~1976年間,美國超過66%的凈新增工作崗位由雇員不超過20人的小企業創造;超過82%的工作崗位由雇員不超過100人的公司提供。機制二,出于生存和競爭的需要,初創企業比現有企業更傾向于采用新的產品、服務和技術,其創新動力更足。
   盡管初創企業更有動力創新,但是,其也面臨一些固有劣勢,初創企業大多數為中小企業,其面臨固有的新企業劣勢(Arthur Stinchcombe,1965)和小企業劣勢(Aldrich & Auster,1986),對初創企業而言,一旦資金約束無法得到緩解,初始稟賦將很快耗盡,創業活動的失敗概率就將大大增加。因此,各國政府為了彌補初創企業的天然劣勢,鼓勵創業活動,通常會出臺一些減費降稅政策。
   研究稅收對經濟的影響歷來是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不僅是制度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同樣重視稅收制度對經濟學的影響,比如,Solow(1970)認為,經濟增長依賴于資本和勞動投入,同時,有一些不可解釋的因素對經濟增長亦有很大的推動作用,他將其歸結為創新。
   無論是要素投入,還是創新行為,都受到稅收制度的規制,這引發了學者們對于最優稅率的興趣。其中,Judd(1985),Chamley(1986),Lucas(1990)三位經濟學家的研究最具代表性。
   研究表明:較高的公司稅率會對經濟發展產生抑制作用(Young Lee & Roger H. Gordon;2004)。但是,相比之下,個人稅率對于經濟發展的影響尚未有一致的結論。余泳澤、張少輝、楊曉章(2017)發現,在發達國家,稅負對創新具有促進作用,而在發展中國家,稅負和創新之間呈倒U型關系,這表明,稅收和創新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既有可能促進創新,也有抑制創新。因此,選擇適當的稅率既可以保證政府財政收入,也可以使得企業的稅負負擔不至于過高,這對于鼓勵創業、創新行為具有積極的意義。    四、 國內外研究綜述
   1. 政府在減稅和公共產品、服務之間的抉擇機制。稅收制度是一種社會經濟的調節和收入分配機制,OECD國家經驗表明,政府通常會在經濟增速放緩或停滯時,給予特定地區、特定類型的納稅企業某種程度的稅收優惠,從而減輕其稅費負擔,刺激經濟發展。
   不過,無論是稅率還是稅收負擔都并非越低越好,新古典經濟學認為,政府在制定稅率時通常會面臨一個“抉擇機制”。亞瑟·拉弗證實稅率與稅收水平之間呈倒U型關系。同樣,稅收對創業活動的影響也較為復雜,已有研究認為,前者對后者存在多種影響機制。
   2. 稅收對個體創業選擇行為影響。如前文所述,在微觀視角之下,稅收對創業活動之間關系的研究集中在:稅收制度是否影響,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個體的選擇行為。
   早期研究可以追溯到Domar和Musgrave(1944)年的開創性研究,他們認為,邊際稅率遞增的稅率結構有助于促進創業活動,而過高的平均稅率則會對經濟發展和投資產生負面影響。
   一些研究發現:稅收和創業活動之間并不存在顯著關系:Moore(2003)通過實證研究發現,邊際稅率和自我雇傭行為之間并不存在顯著關系。Fairlie和Meyer(2000)運用1910年~1990年美國數據發現,稅收和自我雇傭之間的關系并不顯著。
   Donald Bruce(2000)證實,個人所得稅率和公司稅率之間的差值和個體進行工作轉換的概率成正相關關系。實際上,不僅僅是個人所得稅和公司所得稅之間的差異。不同產業之間的差別化的稅收制度,也會導致創業者或者企業家從稅率較高的部門轉移到稅率較低的部門。對于上述職業狀態的轉換行為,僅僅用靜態分析方法是不夠的,引入動態分析方法十分必要。
   3. 平均稅率對于創業活動的影響。一些研究者認為,平均稅率能更準確刻畫某個時期的稅收負擔。因此,不少實證研究將平均稅率作為實證的代理變量。Long(1982)運用線性概率模型證實:個人對基于個人工資收入稅額的預期和其自我雇傭的概率呈負相關關系,前者每增加10%,后者增加7.4%。在進一步考慮樣本本身的異質性后,作者進一步發現,對工資收入水平較高,適用于較高稅率的納稅群體而言,稅率與個體自我雇傭率間呈正相關關系;對于收入較低,適用于較低稅率的納稅群體而言,稅率和自我雇傭率之間呈負相關關系。
   Briscoe等(2000)運用1970年~1999年數據證實,制造業法定稅率和自我雇傭率之間呈負相關關系。F?lster(2002)運用1976年~1995年OECD國家數據發現,平均稅負水平與自我雇傭率呈負相關關系。Schuetze(1998)運用若干宏觀數據構建了“稅收氣候”變量,并根據該變量定義測算出得數據和1983年~1994年的CPS數據進行了合并,回歸結果顯示:當年平均邊際稅率提升10%,則次年個體選擇自我雇傭的概率提升了2.1%。
   4. 邊際稅率和自我雇傭之間的關系。一些研究表明,邊際稅率比平均稅率更能準確反映稅收結構以及稅率的變化趨勢,在實證研究中將邊際稅率作為稅收或者稅收結構的代理變量更為適宜。
   Long(1982a,1982b)運用1970年美國數據發現,邊際稅率和自我雇傭呈現正相關關系。Gentry和Hubbard(2000)發現,邊際稅率水平對于自我雇傭率并不存在持久性的長期影響。Robson和Wren(1998)構建了包括平均稅率和邊際稅率變量的時間序列模型證實:平均稅率與自我雇傭呈負相關關系,邊際稅率與自我雇傭率呈正相關關系。
   Cullen和Gordon(2007)證明,無論是平均稅率還是邊際稅率都和自我率呈負相關關系。Bruce和Mohsin(2006)運用1950年~1999美國數據,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平均稅率和自我雇傭率呈負相關關系。一些學者(Moore,1983;chu-etze,2000;Bruce,2000,2002;Cullen & Gordon,2002)發現,邊際稅率和自我雇傭率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Carroll(2000a,b)發現,更高的凈稅份額,和創業者投資的概率、創業者平均雇傭員工數量,支付給雇員的平均工資均呈正相關關系。Robson(1998)運用1968年第三季度~1993年第四季度英國數據證實,邊際稅率和自我雇傭之間并不存在顯著關系,而平均稅率和自我雇傭之間則存在正相關關系。
   5. 累進稅率對創業活動的影響。研究表明,不僅是稅率水平,稅率結構對創業活動也會產生影響。比如,許多國家采用了累進的稅率結構設計。
   Gentry和Hubbard(2000)認為:創業是一項風險較高的商業活動,累進稅率對個體創業選擇行為的影響與創業者的風險偏好有關。對風險規避者而言,如果創業活動尚未取得成功適用較低的稅率,成功的創業者適用于較高的稅率。因此,累進稅率對風險厭惡者的創業行為具有促進作用(Domar & Musgrave,1944),對風險中立者的創業行為具有抑制作用。
   Wen和Gordon(2014)發現,稅率水平和稅收結構均會影響個體的職業選擇行為,稅收的累進程度越高,個體選擇自我雇傭的概率就越低。Gentry和Hubbard(2005)發現,稅率曲線的凸性和自我雇傭的概率呈現負相關關系。
   五、 相關的影響機制
   在研究稅收對創業活動的影響時,影響機制同樣是人們關心的內容。根據已有文獻,將稅收對創業的影響機制歸納如下:
   機制一:相對工資就業,通過注冊公司進行創業,將有更多的機會進行避稅。
   機制二:稅收制度可被視為一種政府和創業者之間的風險分擔機制。累進稅率會鼓勵個體進行創業。
   機制三:過高的稅負將抑制創業、創新行為。初創企業大多資源稟賦有限,面臨資金約束,其在實現盈利之前還要承擔日常運營成本。因此,較高的稅負負擔對一個地區的創業活動和企業家精神會產生抑制作用。    機制四:稅收制度影響與創業活動相關的投融資行為。創業者往往尋求外部融資來解決資金約束問題,企業的融資成本也受到稅收制度的影響,比如,創業者的融資行要受到資本利得稅的規制。一方面,較高的資本利得稅,會提升融資成本;另一方面,較高的稅負會降低資本投資回報預期。兩者都會對創業活動間接產生負面影響。
   機制五:稅收制度不僅會影響潛在創業者是否創業的決策,也會對其創業過程中的后續決策和創業結果產生影響。因此,OECD國家通常會針對中小企業制定一些有針對性的減費降稅政策,以鼓勵創業、創新行為。
   六、 相關政策建議
   1. 為了鼓勵創業活動,并發揮其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政策制定者應當針對初創企業和中小企業設置合理的稅負負擔。針對中小企業或初創企業制定相關的減稅降費優惠政策已經成為世界各國的普遍做法。
   2. 在設計稅收制度時,政策制定者既應當考慮經濟周期等因素,也應當尊重創新與創業活動本身的一般規律,使得稅率結構、稅率水平的制定和調整更加科學和常態化。
   3. 國家在調整稅率和稅收結構的同時,還應當進行商事制度改革,為創業企業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比如,政府在通過簡化注冊程序,降低各類創業進入門檻的同時還應當簡化注銷程序,提升經濟運行效率。
   4. 針對創業活動的減費降稅活動應當根據創業活動所處的生命周期階段,在創業活動的初創期、成長期、成熟期設定不同的稅費標準。比如,在創業初期,應當簡化行政審批手續。對于成長期的企業,應當通過允許其加速折舊等方式,鼓勵其開拓新市場;對于成熟期的企業,應當鼓勵其加大研發投入,鼓勵其創新行為。
   5. 減費降稅政策應當考慮創業活動的異質性特點,相比必要型創業,機會型創業在創造就業或者通過創新推動經濟發展的作用更為明顯(Autio et al.,2014;Block et al.,2017)。值得注意的是,稅率或者稅收結構的變化會對不同的類型的創業活動產生不同的影響。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減費降稅政策時,應當向對創造就業和經濟增長助推作用更大的機會型創業活動傾斜。
   6. 稅費政策應當更加透明化。對于國家不同部門出臺的減稅降費政策,各地方政府可能有不同的解讀。這往往會導致政出多門,標準不一。這種創業者和政策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一方面會導致一些符合條件的創業企業未能享受到本應享有的稅收優惠政策;另一方面,這也造成了部分創業者的套利行為和地方政府的尋租空間,為了享受稅費優惠政策,一些創業企業不得不加強和政府之間的政治關聯,這增加了政府腐敗的可能。
   7. 警惕減費降稅政策的負面效果。減稅降費在鼓勵創業、創新的同時,也有可能對勞動力市場產生一些負面效果。比如,允許企業固定資產投資進行加速折舊,一方面,可以鼓勵企業固定資產投資行為,提升勞動生產率。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導致企業用資本替代勞動,減少雇傭量,從而增加失業的可能性,這值得政策制定者注意。
  參考文獻:
  [1] Jean-Francois Wen and Daniel V.Gordon:An Empirical Model of Tax Convexity and Self-Employment[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96(3):471-482.
  [2] 余泳澤,張少輝,楊曉章.稅收負擔與“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來自跨國的經驗證據[J].經濟管理,2017,(6):162-176.
  [3] 鄭春美,李佩.政府補助與稅收優惠對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基于創業板高新技術企業的實證研究[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5,(8):83-87.
  作者簡介:趙曉萌(1980-),男,漢族,河南省鄭州市人,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創業、創新對經濟增長和勞動力市場的影響。
  收稿日期:2019-06-14。
轉載注明來源:http://www.bljwkd.tw/3/view-1503026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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