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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倡議下加快企業“走出去”的基本思路

作者:未知

  摘要:“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對外開放的時代產物,為引領國內企業“走出去”、拓展海外市場創造了更多的機遇和更廣闊的空間。但要借助“一帶一路”倡議東風推動企業順利“走出去”,需要解決諸多挑戰和難題。在回顧總結中國“走出去”戰略基本內涵、實踐經驗與教訓的基礎上,剖析新時期“一帶一路”倡議為中國企業“走出去”帶來的新環境、新機遇和必然出現的新挑戰,提出企業在“一帶一路”框架下有效應對挑戰和成功“走出去”以實現協同發展和更好成長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一帶一路”倡議;企業;“走出去”;基本思路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378(2019)02-0087-07
  DOI: 10.3969/j.iss n.1005-6378.2019.02.13
  自2000年以來,為進一步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中國開始實施“走出去”戰略,旨在鼓勵并支持有條件的國內企業廣泛參與到國際競爭與合作之中。在“走出去”戰略穩步推進、實效凸顯的背景下,中國又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向世界宣告了中國實施新一輪擴大開放的決心與擔當。“走出去”戰略與“一帶一路”倡議相輔相成,共同鋪就全新的對外開放格局。
  一、中國“走出去”戰略:內涵、實踐及特點
  “走出去”戰略于2000年10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上正式確立。所謂“走出去”戰略,是指中國企業通過對外FDI、對外工程承包及勞務合作等形式廣泛參與到國際合作與競爭中,充分利用好國內和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并最終以實現國家經濟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國際化經營戰略。由此可見,“走出去”戰略是由中國企業主導并服務于其自身發展的一種跨國整合模式。
  誠然,無論是從獲取經濟資源、開拓市場空間,還是從吸引技術共享、優化產業結構,抑或是從打破貿易壁壘、培育本土企業國際競爭力等多維角度看,“走出去”戰略的實施都是一種必然的選擇[1]49-53。與此同時,“走出去”戰略也肩負著重要的經濟使命:其一,“走出去”戰略下國內企業因借力國家宏觀支持政策而開展一系列對外投資活動,這有利于中國在競爭日益激烈的世界市場上爭取到符合未來經濟發展道路的國際資源,不斷增強自身綜合實力,進一步鞏固并提高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和影響力;其二,“走出去”戰略的實施意味著在對外投資數量增長的基礎上,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質量必將得以顯著提升。在因“人口紅利”優勢漸失而導致中國“世界工廠”地位弱化的背景下,“走出去”戰略將使中國企業能夠更加積極地調整產業結構和優化資源配置,在保持既有優勢產業的基礎上,不斷追求高回報率和高附加值的產業環節,進而不斷加強中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和作用;其三,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過程就是其主動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不斷爭取市場份額及利潤最大化的過程。然而,在“走出去”的過程中,面對復雜多變的市場環境和強勁的競爭對手,迫使企業必須根據自身實力和發展前景不斷調整經營戰略,整合優勢資源,進而培育出一批具有強勁的國際競爭力和全球影響力的大型跨國公司。
  白“走出去”戰略實施以來,已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走出國門,開啟跨國經營之路。近年來,“走出去”戰略實效凸顯,并呈現出如下特征:
  (一)發展速度不斷加快
  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特別是“走出去”戰略實施以來,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總額已實現歷史性突破(表1)。據商務部官網資料,2005年中國對外FDI流量首次超過100億美元,成為發展中國家中最大的FDI輸出國。隨后,在2009年因國際金融危機洶洶來襲而導致全球FDI流量同比下降39%的背景下,中國非金融類對外FDI卻實現了14.2%的增速。2002年至201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更是年均增幅高達35.9%。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占到全球流量份額的9.9%,并超過同期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額,實現資本項下凈輸出。因白201 6年第四季度起,為約束對外投資中的非理性行為,國家發改委、商務部、外匯管理局等部門紛紛出臺管控措施,致使2017年對外直接投資增幅下降29.4%,是中國建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制度》以來,最大的年度跌幅。
  (二)投資模式不斷創新
  在投資模式的選擇上,由于中國企業普遍缺乏國際化的經驗,故在“走出去”戰略的實施初期,多以合資、合作等傳統模式為主。但隨著經驗的積累以及實力的增強,綠地投資、股權投資等新興方式不斷涌現。尤值一提的是,跨國并購已經越來越成為中國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重要方式。有數據顯示,面對嚴峻復雜的國際經濟形勢,2011年中國企業實現海外并購交易數量和金額分別為207宗和429億美元,而到2015年海外并購數量和交易金額則分別達到579宗和544.4億美元。201 6年中國企業海外并購交易金額高達l072億美元,是2015年的近2倍。201 7年,跨國并購持續活躍,全年中國企業共實施完成并購項目341起,涉及國民經濟18個行業大類,實際交易總額962億美元。其中,直接投資額為212億美元,占比22%;境外融資750億美元,占比78%。
  (三)行業分布不斷拓展
  近年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行業分布呈多元化發展,其中商務服務業、信息服務業、采礦業等構成了中國對外FDI的主要行業架構。2012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更多地流向了商務服務業、采礦業、批發零售業和制造業四個領域,其中流向商務服務業的比重最高,占56.8%。2015年,制造業、金融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服務業等領域的投資大幅增長,同比分別增長了108.5%、52.3%、115.2%。其中,流向裝備制造業的投資同比增長158.4%,占制造業投資的50.3%,極大地帶動了裝備、技術、標準和服務“走出去”。2016年,中國企業對外投資行業結構進一步優化,其中制造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分別占對外投資總額的18.3%和12.0%。2017年,中國對外投資主要流向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制造業以及信息傳輸、批發和零售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占比分別高達8.6%、15.9%、20.8%和29.1%。此外,受政府嚴控影響,房地產業、體育和娛樂業對外投資沒有新增項目。   (四)主體多元化格局進一步顯現
  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結構中,國有企業的壟斷性地位正被逐步打破,而地方企業所占比重則穩步上升。2014年,地方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額達40l.l億美元,同比增長36.8%,占同期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43.8%。而到2016年,地方企業對外FDI則達到1487.2億美元,占同期中國對外FDI總額的比重高達87.4%,這表明地方企業已占據我國對外投資主導地位。盡管如此,以雄厚資金實力作為支撐的國有企業在中國“走出去”戰略的實施中依然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德勤在最新發布的《開放新征程 德勤2018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運營指南》中指出,國有企業是“一帶一路”建設的主力軍,而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則更多投資于歐美發達國家。
  (五)“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成為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合作的新亮點
  “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以來,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合作正蓄勢待發。據商務部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達到189.3億美元,占當年中國對外FDI流量總額的1 6%,同比增長38.6%,是全球投資增幅的2倍。201 6年,中國企業共對“一帶一路”沿線53個國家進行了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金額達到145.3億美元,占當年中國對外FDI流量的8.5%。據《中國企業海外可持續發展報告2017》顯示.在中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合作形式中,綠地投資、工程承包和海外并購分別占51%、41%和35%;從企業盈利狀況來看,盈利可觀和基本盈利的分別占13%和43%,而基本持平和暫時虧損的分別占18 %和26%。2017年,中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的59個國家新增投資14 3.6億美元,占同期對外投資總額的12%,比上年同期增加3.5%。
  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過去中國企業“走出去”在取得諸多亮點和成就的同時,也還有一些不足,如經營管理機制不夠順暢、境外市場拓展綜合能力較弱、本地化程度不夠高、社會責任感不夠強、經濟效率不夠高、風險防范能力較弱,等等[2]182-183。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和實施之后,企業“走出去”迎來新的機遇和空間,更多企業“走出去”成為大勢所趨。在這樣的背景下,審慎研究新條件下“走出去”的環境和條件,汲取以往中國企業“走出去”的經驗教訓,提高“一帶一路”框架下企業“走出去”的市場開拓能力、管理能力、抗風險能力等的建設,自然是更好地配合“一帶一路”建設、推動企業成功“走出去”所無法忽略的。
  二、“一帶一路”倡議下我國企業“走出去”的新機遇和面臨的新挑戰
  自“一帶一路”構想提出以來,已有100多個國家與國際組織表態要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目前,中國已與30多個沿線國家簽署了“一帶一路”合作協議,與20多個國家開展了產能合作,并在泰國、阿聯酋等7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設立了人民幣業務清算行,初步建立起以亞投行、絲路基金為支撐的金融服務體系。可見,“一帶一路”的扎實推進為中國企業境外投資與貿易開拓了新領域。
  (一)“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新機遇
  1.基礎設施建設潛力巨大。道路橋梁、油氣管道、傳輸電網等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是“一帶一路”的優先發展領域。《“一帶一路”國家基礎設施發展指數(2017)》指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投資市場需求旺盛,有著強勁的發展潛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特別是中亞與南亞地區,基礎設施指數相對較低,有著巨大的投資需求。因此,相關基礎設施項目能夠將中國龐大的儲蓄、產能以及建筑優勢與沿線國家的需求緊密結合,在打破其他國家經濟發展制約因素的同時,亦能夠促進雙方的合作共贏[3]30-33。據商務部網站,2017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的一系列重大項目持續推進,中老鐵路、卡拉奇高速公路、肯尼亞蒙內鐵路以及中俄、中哈、中緬等油氣管道項目都進展順利。
  2.投資貿易合作機會空前擴大。現階段,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目標。“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多屬于發展中國家,工業基礎較為薄弱,經貿合作潛力巨大。有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額達到1.12萬億美元,占當年貨物進出口總額的26%。2017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貿易額亦保持超過1萬億美元的穩定增長,同比增幅17.8%。從投資層面看,中國企業對“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額從2004年的2.4億美元提高到2014年的92.7億美元,短短十年間年均增長44%。2017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實施并購62起,投資額88億美元,同比增長32.5%。可以預見,“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將使中國與沿線國家間的經貿關系越發緊密,這不僅可以給沿線國家帶來更多的市場及就業機會,也可以使中國的傳統優勢產業和裝備制造業實現產業梯度轉移。
  3.金融合作潛能釋放空間較大。在“一帶一路”倡議下,沿線各國經濟交流日益密切,為復蘇乏力的經濟發展以及紛繁復雜的國際地區局勢注入了新的希望。國際金融合作對“一帶一路”具有非常關鍵的意義。各國經濟的協同發展,離不開金融合作。資金和貨幣是支撐互聯互通建設、經貿合作發展的關鍵基礎。“一帶一路”建設資金缺口比較大,僅落實在絲綢之路鐵路的規劃就需要3 000~5 000億人民幣。這就要求必須建立適宜的金融合作安排,集區域之力,各國政府、金融機構、私人資本全方位參與,協商解決資金問題。目前,“一帶一路”多邊金融合作還處于初級階段,主要集中于貿易融資、貨幣互換等方面,金融合作不夠深入,范圍和規模都比較有限。但與此同時,由于沿線沿路國家多為發展中國家,在推動貨幣金融穩定體系、投融資體系、信用體系建設等方面則金融合作空間很大。只有破解金融合作困局,釋放金融合作潛能,才能打破制約貿易投資合作的桎梏,進而加速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
  4.文化、教育、科技合作前景廣闊。“一帶一路”不僅是商貿通途,也是一條不同文化與文明相互借鑒、交融之路。歷史上,沿線沿路大多數國家都與中國保持著密切的商貿和文化往來,為打開“民心相通”的大門積淀了豐富的文化遺產。“一帶一路”倡議下,文學、中醫藥、音樂、影視等領域的人文交流與合作空間很大。教育在共建“一帶一路”中具有基礎性和先導性的作用。從義務教育普及程度、25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等指標考察,沿線沿路國家的教育整體發展水平并不低,教育國際化亦十分活躍。加強教育領域合作,可為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等提供重要的人才支撐。為加強科技領域合作,中國于2016年發布了《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科技創新合作專項規劃》[4]116-125。2017年5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宣布啟動“一帶一路”科技創新行動計劃,標志著科技合作進入更高層次的務實推進階段。   (二)“一帶一路”倡議下我國企業“走出去”面臨的挑戰和風險
  誠然,“一帶一路”建設在為我國企業“走出去”創造諸多新的機遇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些新的挑戰和困惑。
  1.沿線國家對“一帶一路”倡議認同差異。“一帶一路”涉及國家達60多個,人口數量占世界總人口的2/3,其中,中低收入國家人口達24億。從經濟發展水平和消費需求水平考量,這些國家正是中國資本“走出去”的最合適地帶。但從地緣政治和國際關系的角度來看,“一帶一路”所涉及國別傳統上多為殖民地或附屬國,且歷來是大國爭奪資源與全球影響力的博弈焦點。在世界多極化和國際關系重構加速的背景下,個別國家甚至別有用心地給“一帶一路”倡議加上了“新版馬歇爾計劃”的標簽,并再次炒作中國威脅論,妄圖借此誘發沿線發展中國家對“一帶一路”倡議的疑慮[5]102-106。總體上看,沿線沿路部分國家仍對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心存戒備,對“一帶一路”倡議持消極觀望態度。
  2.沿線東道國政治風險。政治風險是指與東道國主權行為密切相關而海外投資企業又無法左右的特殊風險,主要表現為政府領導層變動、利益集團之爭、游行示威以及敵視行為等[6]43-49。“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地區多是政治風險易發地。南亞地區是世界上政治風險較高的地區之一,恐怖主義和分裂勢力嚴重威脅著地區安全,各國普遍存在政治派系斗爭激烈、政府執政能力受到制約、政局穩定性不足等現象。東南亞的緬甸、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泰國等國均在不同程度上面臨恐怖主義和國內分裂勢力的困擾。中亞地區“俄進美退”態勢相對明顯,宗教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仍是重大安全威脅,各國邊境沖突時有發生。西亞地區局勢的不確定性有增無減,未來發展趨勢仍顯撲朔迷離,敘利亞仍是區域內局勢不確定性的焦點國家。中東歐的烏克蘭處于西方大國與俄羅斯爭奪的中心地區,政局難以穩定,經濟發展也因此嚴重受阻。
  3.境外法律風險。“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內容之一是開展基礎設施領域的國際投資合作,這勢必會涉及到外資準入、外匯管理、股權融資、跨境承包、環境保護、勞工標準、人權保護、知識產權等諸多法律領域。眾所周知,“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及地區的法律環境復雜多元,由于不同的國家針對外國直接投資的政策和法律不同,故在國家安全、環境保護、行業限制、稅收等方面均有不同的規定,并根據外部經濟環境的變化處于不斷的調整之中。與此同時,許多沿線國家并非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其法律法規不受世界貿易組織約束,這無疑給進入東道國的企業增加了潛在的投資風險。再加上中國企業“走出去”尚處于起步階段,很多企業對國外法律法規不熟悉,國際化經營面臨較大的法律風險。
  4.企業“走出去”服務薄弱。“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眾多,政治、經濟、地理、民族、歷史、文化以及宗教等差異性很大。在這種復雜的國際投資環境下,中國企業由于缺乏對投資東道國投資環境的全面了解而導致對外投資或具有一定的盲目性,抑或無果而終。在信息供給方面,盡管有關政府部門通過自己的網站建立了政務服務平臺,但所能提供的信息對企業來說依然是杯水車薪。況且,政府各有關部門白成體系,缺乏溝通和協調,有價值的信息往往不能傳遞到投資者而失去應有的價值。因此,企業“走出去”急需能夠提供專業服務的中介機構以及行業組織,但目前中國這類專業服務機構發育還很不夠。
  5.“走出去”主體能力建設不足以及結構不佳。“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企業海外經營管理方式與全球化形勢仍不相適應。在“走出去”的主體構成中,國有企業由于資金實力雄厚,且有政府作為有力支撐,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擔任“領頭羊”的角色本無可厚非,但由于國有企業的管理機制和市場化經營模式還不盡完善,特別是薪酬機制不靈活可能會降低其“走出去”的積極性。況且,如果只有國有企業參與海外項目的談判與運營,則可能會被認為具有一定的國家意志,從而強化沿線國家的政治疑慮[7]138-145。在這種情況下,投資主體多元化已成大勢所趨。但從民營企業角度看,中國民營企業雖數量眾多,但普遍缺乏海外投資經營管理經驗,盲目投資、重復投資、投資過剩等問題頻現。再加上資金短缺、融資難等這些軟肋,民營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仍困難重重。
  6.國際市場綜合經營人才短缺。人才因素是“一帶一路”建設成功與否的關鍵所在。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急需一大批既具有一定海外工作經驗和專業知識技能的復合型人才,又需要充分熟知投資東道國經濟環境、相關法律法規、風俗文化且精通外語的專業人才。但苦于當前具備上述能力的人才極其短缺,致使企業在海外發展中的決策與經營能力不足,甚至由于不了解東道國市場環境而做出錯誤的決策,從而使海外投資成功率大打折扣。
  總之,“一帶一路”作為一項具有長期性、復雜性、風險性的系統工程,面臨特殊的地緣政治環境,企業在沿線“走出去”的同時,也面臨著上述一系列復雜的挑戰與風險。
  三、借“一帶一路”東風推進中國企業“走出去”策略
  鑒于“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企業“走出去”面臨著綜合的、復雜的和多變的時代性挑戰,故需要從政府、專業機構、社會組織以及企業自身等多維度采取相應的策略,以便助推中國企業更快更好地“走出去”。
  (一)政府應為企業“走出去”創造良好政策環境
  政府與企業猶如“一帶一路”鳥之雙翼、車之兩軸。政府可主要從政治輿論導向、健全涉外法律法規、加強人才培養等幾個方面人手,為“走出去”的順利實施提供良好的外部宏觀環境。
  1.營造積極的國際輿論。隨著中國經濟實力與綜合國力的大幅提升,“中國經濟威脅論”“中國經濟滲透說”等言論甚囂塵上。正因于此,個別國家的掣肘和戰略對沖將是“一帶一路”倡議在實施過程中可能遇到的主要挑戰之一。政府層面應在國際上營造積極的輿論,為中國企業“走出去”保駕護航。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中應將追求經濟效益放在首要位置,遵守國際市場競爭規則,并切實將海外投資與東道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結合起來,形成互惠互利、共同繁榮的“利益共同體”。為消除個別發展中國家的疑慮,可率先啟動和落實一批旗艦項目,盡快發揮示范效應,對個別國家針對“一帶一路”發出的質疑聲形成強有力的回應,做好“一帶一路”倡議的開局工作。   2.健全涉外法律法規。“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涉外法律法規的健全與否已然成為企業“走出去”的重要制度保障。為了履行人世承諾,中國已主動對2300多部涉外法律法規以及19萬件地方性法規規章進行了清理,基本建立起符合國情和WTO的涉外法律體系。但涉外法律法規建設方面還存在很多薄弱環節,內外資法律法規不盡統一、一些政策性規定缺乏透明度等都制約著企業“走出去”的深度和廣度。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入推進,當務之急是繼續發展與完善涉外經貿法律體制。對外貿易、外國投資等涉外法律法規的完善工作是“一帶一路”戰略下法制建設的重點所在。“一帶一路”建設是一個持久的、動態的國際合作過程,故需要結合新情況、新變化完善中國涉外法律法規,與國際規則接軌,為各國法律協調和趨同奠定基礎,為企業“走出去”保駕護航[8]69-72。
  3.實施人才發展戰略。成功的跨國企業離不開優秀的管理人才,尤其是高級管理人才。針對中國企業國際化經營中的人才“瓶頸”難題,需要實施人才發展戰略,采取人才“走出去”與就地“取才”相結合的方式。人才“走出去”,即充分利用國內外各類教育資源做好國際化人才的儲備工作,除增加國內學生出國留學外,亦可充分利用中國在海外的留學生資源。只有長期在國外留學、工作的經歷,才能培養出精通外語,全面了解投資所在國社會經濟、風俗習慣、宗教文化等投資環境,并熟練掌握法律、會計、金融等專業知識的復合型人才。就地“取才”,即在投資所在國挖掘符合企業發展需求的本土人才,其中包括大量海外留學生與華僑華人等優秀人才。
  (二)強化金融保險機構等對企業“走出去”的支持
  企業“走出去”需要巨大金融支持,應發揮“一金一行”職能為企業“走出去”提供強有力的金融支撐。重點支持基礎設施建設是亞投行成立的初衷,而絲路基金是中國政府為了加大對“一帶一路”建設的資金支持而設置,兩者所提供的投融資服務勢必會成為企業更快更好“走出去”的重要推動力。除此之外,還可以充分調動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的政策性功能,助推企業“走出去”。在保險服務方面,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可為企業“走出去”提供全方位的投融資保險解決方案。但由于企業“走出去”面臨的風險因素較多,情況各異,僅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一家恐遠不能滿足企業多樣化的保險需求,這就要求建立健全海外投資保險服務體系。
  (三)改善社會組織等對企業“走出去”的多方位服務功能
  從中觀層面看,中介機構和行業協會在企業“走出去”過程中的作用同樣不容小覷。針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復雜多變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法律等投資環境,需要具有國際化視野的、沒有文化和語言障礙的專業服務機構助推中國企業“走出去”。當務之急是要加快培育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咨詢公司、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中介服務機構,為企業進行海外投資提供專業化的咨詢服務和維權服務等。除中介機構外,行業協會亦可在企業“走出去”中發揮智囊作用,其可為會員企業提供信息共享、投資指導、技能培訓、政策咨詢等專業化服務。總之,在企業“走出去”過程中發揮中介機構和行業協會的支撐引領作用,可有效協助企業打開國際市場,少走彎路、錯路,提高我國海外投資的水平和質量。
  (四)強化企業“走出去”的主觀能動性和能力建設
  雖然“一帶一路”倡議為企業“走出去”提供了諸多良機和巨大發展空間,但“走出去”的基本主體企業自身,抓住有利機遇、借助政策紅利,提高“走出去”的規劃、準備、組織、管理和風險應對等多方面的能力,是能否適應變化、應對挑戰、成功“走出去”的關鍵。
  1.強化企業國際市場集成開拓經營能力。“走出去”戰略實施以來,我國企業在“走出去”的模式選擇方面做了各種積極的探索,歸納起來,主要如下:海爾安營扎寨模式;TCL品牌共享模式;聯想借船出海模式;華為技術領先,農村包圍城市模式;長虹產品代理模式;中石油、中海油資源互補模式;中國企業海外上市,借雞生蛋模式;溫州星火燎原模式;海外戰略股權并購模式;對外承包T程和勞務合作模式等。盡管上述模式都有其自身的特點和優勢所在,但總體看來,依然處于起步和探索階段。在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集成經營已成為現代跨國企業新的發展范式,其將集成思想創造性地應用于企業經營管理實踐,強調整合聚變,突出協同與創新,通過整合多方競爭優勢,強化企業核心競爭力[9]54-59。集成經營致力于追求價值鏈的價值最大化,綜合運用多種經營方式,在全球范圍內進行最優資源的整合[10]44-47。作為中國對俄非能源類的最大直接投資項目,“波羅的海明珠”項目探索了一條聯合國內優勢企業共同“走出去”的新路,將為國際重大戰略合作項目提供第一時間的示范。
  2.提高資金籌集能力。除白籌資金外,企業要充分利用好政府金融支持。為推動“一帶一路”倡議的順利實施,在中國政府的倡議下成立了“亞投行”和“絲路基金”,擬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提供財政支持,并對國內企業“走出去”提供了有利的金融支撐。因此,國內“走出去”的企業要充分利用好以“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為核心的、多家商業銀行共同支持的金融服務體系,根據企業自身發展需要,加大與沿途國家與地區的合作力度,吸納足夠的資金,以大項目建設為依托,密切與沿線國家與地區的經濟合作關系。
  3.提升風險管理能力。企業“走出去”必然遭遇包括法律風險在內的各種挑戰,其應對和防范能力是決定企業“走出去”成敗與否的關鍵。根據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 CCG) 2014年的調查結果,有16%的海外投資失敗事件是直接或間接因不遵守東道國法律或對東道國法律不熟悉等原因而導致的。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入推進,企業“走出去”的法律風險防范已迫在眉睫,而提高“法律診斷”能力有助于防范法律風險。所謂“法律診斷”是指通過聘請法律專業機構,定期或不定期地對企業的全部或者某一領域的業務進行審查,指出存在的法律問題,預測潛在的法律風險,提出排除風險的方案。與常年法律顧問或項目法律顧問著重于對風險事項的事前審查、提前預防不同的是,“法律診斷”往往是對已經發生的事實進行事后判斷,其著眼于指出潛在的法律風險,提供排除風險的方案。   4.加強企業本土化經營能力。本土化經營既關系到企業海外業務的成敗,又關乎東道國經濟、社會以及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更是“走出去”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重要內容。人才本土化是企業本土化經營的途徑之一。企業在海外實際運營中不能搞“獨立王國”,而是要積極融入“當地元素”,大量引進當地的管理和技術人才,最大限度地實現員工本地化。實現員工本地化有以下好處:由于本地員工熟悉當地的社會文化、生活習俗、法律法規,能夠根據市場變化做出敏捷反應,維護和提高公司效益;很多當地員工有同類企業工作經歷,他們加盟公司的同時,也會把積累下來的工作經驗帶進來;當地員工不用辦理簽證、居住證這些繁雜的手續,從而減輕了公司的負擔。另外,員T本土化還可以在當地樹立一個良好的企業形象,以贏得當地利益相關者的支持,這也是很多跨國企業的成功之道。
  綜上所述,“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企業“走出去”不僅可以提高自身國際化經營的水平和能力,也將給沿線各國與地區帶來巨大的發展機遇。盡管在“一帶一路”建設中企業“走出去”將面臨各種各樣的挑戰與困難,但從綜合視角全力應對,就能夠有效保障“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順利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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